專家觀點
    從利益相關者角度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來源:非遺中華     發布時間:2017/9/26  瀏覽量: 次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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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在中國已興起10多年了。10多年來,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個成果的取得是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各個社會機構和組織共同參與而取得的。

    作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參與者,他們在參與過程中不僅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而且會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這些訴求的取舍也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效果和質量產生直接的影響。如何調整好各方利益,有效地調動各方的積極性,是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

    在實際工作中,就是要求各方以整體利益和目標為導向,做到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短期利益服從長遠利益,最后在整體的工作推進中,完成整體目標,使各方都能受益。

    正文:
    2003年10月,第32屆聯大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掀起了全球性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運動。2004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中國加入該公約。2005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和《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2006年,文化部出臺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暫行辦法》,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名錄也在當年公布。

    2011年,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可以說,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文化工程和文化運動,吸引了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眾(遺產地民眾和遺產地外民眾)、組織(經濟集團、社會機構)、學者(高校和科研機構人員)的廣泛參與,也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效果,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強烈的反響。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和保護運動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這是全社會參與的結果,如此大規模的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和保護運動,沒有廣泛的社會參與是不可能完成的,這也是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所倡導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所規定的。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一條非常清晰地說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宗旨”是“在地方、國家和國際一級提高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相互欣賞的重要性的意識”,第十一條“締約國的作用”中特別倡導保護需要“各社區、群體和有關非政府組織參與”[1]。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也對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各方機構和組織的任務和責任進行了說明,不僅對各級政府的職能進行了明確的規定,而且還在第九條中說:“鼓勵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2]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是一項龐大的社會工程。從社會管理和參與的角度來看,是一個涉及到社會組織和個體方方面面的社會形態問題,必然是一個多方利益協調的過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利益相關者的積極支持和參與。利益相關者“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能夠形成項目組織的協同效應,是促進項目成功的關鍵要素”[3]。

    從實際情況來看,如果相關利益者不能協衡各自的利益,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中進行有效的合作,必然會造成整個保護工程的混亂,甚至會導致保護和傳承目標的失敗,這是必須要控制出現的狀況。利益相關者是“任何能影響組織目標實現或被該目標影響的群體或個人”[4]。

    具體講,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相關利益者主要有: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眾(遺產地民眾和遺產地外民眾)、組織(經濟集團、社會機構)、學者(高校和科研機構人員),他們目前都在積極參與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但由于利益驅動不一樣,使保護工作的發展并不平衡。

    在實踐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離不開各種利益相關者的投入和參與,充分發揮各利益相關者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積極性,合理有效地協調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訴求,調整好各方利益,使利益相關者達到有效配合和協同,從而調動各方的積極性,可以更好地促進其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整體利益服務。

    一、中央政府的利益必須得到強化

    中央政府是代表一個國家行使其社會權力的最高國家機構,它代表著有共同的語言、文化、種族或者歷史的社會群體的共同利益。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政府是特殊的利益相關主體”[5],是“戰略利益相關者”[6]。中央政府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總體目標和利益的代言人。

    中央政府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利益訴求主要體現在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利用和保護,通過保護文化遺產從而達到國家民族自強、國家文化安全的目標。政府正是運用國家機器,通過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來保證這一利益目標的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地說:“為了……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工作,制定本法。”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表現與體現,是一個民族國家能夠在世界上存在的重要表現,保護好本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就是保護好了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是對保護人類文化多樣性的貢獻。在聯合國《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中就文化多樣性對于民族國家的重要性作了清晰而明確表述:“文化多樣性對于地方、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和平與安全是不可或缺的。”[7]

    其實,自從20世紀70年代《保護世界遺產公約》頒布以來,遺產被正式納入了世界各國的話語體系之中,而且其民族國家的意識也越來越重,到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頒布,使之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國家遺產在現代社會中已成為一個國家的文化遺產標志”[8]。世界各國為了表示自己的文化和歷史悠久,都在盡可能地挖掘自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出現了相鄰國家之間對“非遺”傳統的競爭。

    一直以來,我們非常重視“物質性的國家安全”——領土安全,對此是“寸土必爭”,這是必須的國家意識。而對“精神性的國家安全”——文化安全,是有所忽視的。在一定意義上,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精神性的國家安全”更為重要。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經歷了各種的風云變遷,但仍能夠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仍然是世界人類大家庭的重要一員,其核心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還在,文化還在。就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說,它是民族之根、國家之靈,一個民族國家最基本的基因就根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之中。以色列民族在二戰以前是“流離失所”,沒有“國土”,但他們的民族文化傳統還在,民族文化精神還在,也就是文化之“根”還在,所以二戰結束后,他們能夠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迅速在1948年建立了獨立國家。

    現在的以色列被評價為中東地區經濟發展、商業自由和整體人類發展指數最高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由一個貧窮落后(經濟上)的國家,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物質性的國家安全”已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但是,我們的文化“軟實力”沒有得到同步增長,其優秀的傳統文化在西方文化(嚴格說也是源于西方傳統的文化)的挑戰面前,沒有能夠樹立起應有的自覺和自信,在世界上還沒有獲得“唐宋時代”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認為,中國不是超級大國,其重要的依據不是因為經濟不強大,而是“不具有強大的文化傳播力”[9]。所以,我們應該在努力建設經濟強國的同時,還應該加快推進文化強國的建設。

    從近10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來看,“文化所有權”的爭奪雖然不如“領土所有權”的爭奪那么顯性和充滿“火藥味”,但其隱性的爭奪實際上已經開始。聯合國主導下的申遺運動,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申報前提的,所以,有時候申遺也會上升為國家的文化主權之爭,最著名的“申遺”案例就是“端午節”。

    2005年,韓國以“江陵端牛祭”成功申報聯合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引起國人大嘩,從而使中國加快了“端午節”的申遺工作,2009年以“中國端午節”之名成功申報為聯合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從時間上看,“中國端午節”比“江陵端午祭”成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晚了4年。

    其實從文化發展的本身歷史邏輯來看,端午節與中秋節、春節等農耕文明的節慶日,都應該同屬于東亞文化圈之中的大中華地區以及韓國、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家,都是這些國家的重要傳統節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立的聯合國,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其所有《公約》都是由主權國家所認可的。

    因此,在全球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熱中,政府必然在強化民族國家主權的意識和責任中“卷入了遺產的表述、再表述和被表述中”[10]。所以,從維護民族國家凝聚力和文化安全的角度講,中央政府層面還得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要充分發揮政府的組織和領導作用,扮演好管理者、倡導者、監督者的角色,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向著保護國家文化傳統,促進國家文化繁榮的方向健康有序的發展。

    二、地方政府的利益必須得到統籌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各級地方政府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11]。《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明確規定了各級地方政府“負責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保存工作”。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具體實踐中,各級地方政府具有兩種目標和任務,一方面落實中央政府所要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總目標和總任務,這是無可置疑的。這是一個長遠的目標和任務。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得考慮本轄區內的相關利益。

    在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中,本地區能夠有什么利益獲取。這是一個短期的目標和任務。從實際的保護和傳承工作情況來看,地方政府可能更重視短期的目標和任務,而可能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看成一種短期的政治行為和經濟行為。

    從21世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興起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已成為我國一項重要的文化工程而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在文化工作乃至經濟工作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為了一項非常顯性的文化工作。更能夠體現工作的“業績”,因此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在經濟利益和政治業績上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意”[12]。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本地的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進入聯合國、國家級、省級代表作名錄,不僅可以使自己獲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做得好”的贊譽和政績,而且還可以把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產業利用,從而拉動地方經濟發展。

    為了政治行為,就會只注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形象”,由此導致許多“形象工程”,而并不過多地考慮保護到底有沒有取得實效。如,在建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的過程中,各地出現了向中央政府爭“名額”的狀況,只要拿到名額后,就有“形象”了,就可以在總結和匯報時有了可填寫的“數據”。而真正拿到手之后,又很難達到《文化部關于加強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指導意見》的目標和任務規定和要求。

    因為,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為了長遠的目標,對一些近期可能帶來經濟效益的規劃和項目進行調整,不愿意為了民族和國家的長遠和全局利益而暫時犧牲地方和局部的利益。為了經濟利益,各地提出了“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策略,由此,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保護過程中,由“主角”變成了“配角”,成為了陪襯“經濟紅花”的“文化綠葉”,成為了招商引資的廣告詞和招牌。

    更為嚴重的是,在具體的選擇過程中,還只有可能為經濟作貢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和樣式才能夠成為“綠葉”,與經濟不相關聯的內容和樣式,連當“綠葉”的資格都沒有。這就造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不平衡現象:有幸成為“綠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和樣式,可能獲取的關注和保護經費就多一些,保護條件就好一些;沒有成為“綠葉”的內容和樣式,就可能被忽視,其保護經費不足,不能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供必要的經費。

    其實,雖然我們提倡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性保護,但要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全部納入文化產業肯定是不適當的,因為從總體上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屬于文化事業的,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場化、產業化的方式全部進行開發、利用和管理。

    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早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興起之初,中央政府就確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應以“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13]的十六字方針。這個工作方針很明確地把“保護”和“搶救”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這也說明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一項重要的社會文化工作,更多地體現出文化事業的屬性。

    既然是社會文化事業,那就有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的投入,付出一定的社會成本。對各級人民政府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中的社會責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都有相關的明文規定。從保護民族國家的文化利益來說,這種付出和投入是必須的,也是值得的。“利用”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重要方法和途徑,這也是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所倡導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所規定的。

    但是,“利用”也是要合理的,不能過度地產業化、市場化,一旦過度,就會造成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內容和樣式的傷害和破壞。因此,各級地方政府必須對本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保護事業進行統籌,將其作為當地社會事業、文化事業的一個重要部分,該規劃的要規劃,該投入的要投入,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的同步發展,“地方政府應始終堅持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承的方向,堅持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理念,實現社會文化與經濟價值的平衡發展”[14]。

    三、當地民眾的利益必須得到保障

    各民族人民在自己所處的特定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中創造出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和樣式,這是屬于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最終的保護和傳承也是主要落地在當地社會或族群之中,“只有將當地社區作為一個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來看待,保護和發展的平衡問題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15]。

    既然非物質文化遺產地的民眾承擔著保護和傳承自己文化的責任,也應該獲得保護和傳承過程中的利益,這才能提高他們保護和傳承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積極性和自覺性。就非物質文化遺產地來說,其民眾利益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失去利益的補償。對于遺產地民眾來說,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可能會失去許多發展其他產業的機會,這就需要對其進行一定的利益補償。

    這方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和各級政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中都有一些體現。但還不夠完善和充實。二是創造利益的分享。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和樣式,作為一種文化資源,被外來的“他者”進行開發和利用,獲取了巨大的經濟收益。而當地人如何在這之中,得到利益的分享,也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合理利用”中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整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不僅需要鼓勵各種社會資源參與,讓他們在保護過程獲得一定的收益,也應該關注當地人對自身發展的需求,讓當地人分享適當的利益,這樣不僅能夠調動當地社會或族群保護自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積極性和自覺性,而且還更有利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域性、完整性、傳承性,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落到實處,真正能夠提高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質量和水平。

    就現實情況來看,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地絕大多數在老、少、邊、窮地區,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民眾生活水平相對偏低,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可能會限制一些產業在當地的發展,使之失去一些發展機會。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是在“活態”中完成的,不應該機械地、完全地按產生某種文化樣式時的情景去“木乃伊”似地保護和傳承,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靠貧窮是做不好保護工作的。

    文化的演變和發展是必然的,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核心價值基礎上的創新也是文化發展必然性所要求。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在“被不斷地再創造”。聯合國《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之“經濟和文化發展互補原則”中說:“所有個人和民族都有權參與兩者的發展并從中獲益。”小平同志那句至理名言——“發展才是硬道理”用在這里是很有說服力的。

    遺產地社會和族群也有享受現代科技成果和社會發展的權力,如果長期讓他們一層不變,為保護而保護,當地民眾顯然是不會愿意的,這也不應該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目的。保護是為了更好地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是為了體現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使人類生活得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幸福美好,絕不是為了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和樣式保存下來,以滿足一些人的“好奇”或“獵奇”。

    所以,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過程中,必須體現以人為中心的保護和發展理念,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地的民眾進行必要的經濟補償,以使當地人獲得與其他社會成員同等的物質生活權力和發展機會,才能更好地激發他們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自覺性和積極性。

    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市場化、產業化后所得的收益按一定比例返還給保護地政府和民眾,是為了更好地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并使其得到可持續發展。“必須保證文化遺產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所需的利潤分配。”[16]111在實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和利用中,遺產地民眾愿意為開發者提供一些資源和服務,是希望獲得一定的利益的。

    但從現實情況來看,當地人獲取的利益是不夠的,他們的付出與收益不成正比,“蛋糕”中的大部分被外來者(開發商、營銷商、旅行公司等)拿走了。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是由于外來者的資本優勢和政府為了短期的經濟目標不斷讓步的結果。非物質文化遺產地在“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時,由于其原始積累的缺乏,不得不依靠外部的政治機構和經濟集團來進行運作和投入,而這些機構和集團以“扶貧者”或“投資者”的身份介入以后,就逐漸變成了資源的控制者和經營的決策者了。

    而政府為了吸引更多的外來資源,還不得不制定許多“優惠政策”,向外來的機構和集團作出利益上的讓步。實踐證明: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被利用的過程中,當地人能夠感到有利可獲時,就會表現出積極支持的態度;反之,則會抵制或消極對待這種利用。所以,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工作中,無論是從保護利益上講,還是從利用利益上講,都必須充分考慮遺產地當地人的收益,才能使他們更具有保護的責任心和自覺性。

    當然,在這方面我們應該警惕過度“商業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影響,使遺產地出現“空殼現象”,遺產地居民由于得到了“實惠”,而“主動迎合這樣的文化變遷”,“主動搬離地方”[17]。這樣會使遺產地失去了“活態傳承”的主體,造成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根本傷害,過度的商業開發必然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真性和地域性造成損耗和破壞。因此,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比較好的方式是采取“誰受益、誰保護”的原則,所有受益者都應該承擔起保護的責任和義務。

    四、經濟組織的利益必須得到約束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每個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的責任和義務,這是無可非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具有活態性和傳承性。這種活態性和傳承性表明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有在實際的生產和生活實踐過程中,才能得到更好地保護和傳承。正因為如此,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方針中也提出了“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上,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開發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場潛力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從資源角度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資源,具有獨特的經濟價值,這對于社會組織和集團來說是具有極大的商業吸引力的,會誘發他們積極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工作。

    就具體的經濟組織來講,它們參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工作之中,應該有兩個利益目標:一是利用資本的力量“合理”地利用和開發具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和樣式,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參與到創造當代社會財富的生產實踐之中,使這些資本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作出貢獻。二是利用市場力量,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和樣式在開發和利用中,獲得市場認同,獲取一定的經濟收益。

    對于經濟組織的第一個目標,我們應該積極地提倡和引導,以增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中的“造血”能力,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處于良性循環的格局之中。對于第二個目標,我們在支持其發展的同時,還應該加以必要的約束,以防止把保護作為“口號”和“過度”開發的狀況出現。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本的無限擴張性和資源的有限性永遠是一對矛盾,資本的無限擴張必然會導致對可能作為生產資料的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的無限掠奪,消耗殆盡。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有限的資源,過度地利用和開發顯然是不行的,所以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發和利用更需要隨時隨地的保護。從資源屬性上講,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資源,具有“準公共產品的性質”[18],在市場開發中,必然會導致各種資本的競相加入,以獲取其資本擴張而帶來的利潤收入。

    就會導致這樣的結果,雖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方針要求“合理利用”,但在實際的利用中,由于其“準公共產品的性質”,往往會出現“過度開發和利用”,在強大的資本力量下,政府不斷讓步,民眾不斷讓位,造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所有者缺位”,經濟組織逐漸“上位”為實際的利用者和經營的操作者。

    這時,如果他們忽視第一個利益目標,就會不斷地放大第二個目標,抱著“知道暴風雨總有一天會到來,但是每個人都希望暴風雨在自己發了大財并把錢藏好以后,落到鄰人頭上”[19]的心態來對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出于急于收回投資成本并賺錢的需要,投資者“不愿停下來好好規劃一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由此“引發了許多有違保護初衷的新問題”[16]100,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利用過程中“公地悲劇”“遺產造假”的情況時有發生。

    因此,對于經濟組織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利用,不能完全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必須要用制度和政策的力量來加以束縛,來盡可能地保證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域性、完整性、傳承性和原真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特別強調了對經濟組織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支持和優惠,“依法享受國家規定的稅收優惠”。而忽視了對他們的管理和約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五章“法律責任”中,只在面上對一些破壞活動和行為進行了懲罰性表述,而對開發和利用中出現的具體傷害和破壞沒有作出任何說明。

    對于經濟組織在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時,其約束和懲罰力度還要加強。可以采取市場準入制度,對什么樣的經濟組織可以進入設置“門檻”,不是什么樣的經濟組織和集團都可以進入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和利用的領域,這個要求是必須的。可以采取限制性措施,按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對某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合理利用在規模、質量、利潤等方面加以限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發和利用,不是規模越大越好,產業化程度越高越好,這是由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特性所決定的;可以嚴格監督機制,有效的監督管理是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合理利用”的重要保障;等等。

    這樣可以防止經濟組織過度進入,提高其開發和利用的質量和水平,可以防止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利用,造成其資源的枯竭。就經濟組織參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來說,我們應該倡導它們所具有的社會責任,“既包括法律上的社會責任,也包括道德上的社會責任”[20]。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實際效果來看,社會經濟組織在“開發”和“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過程中,強調其社會責任,并不是要求他們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而且從一個更長遠的目標上降低過度開發和利用帶來的危害和風險,使其開發和利用能夠有序地可持續發展。最終使經濟組織的收益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都得到保障。

    五、科研人員的利益必須得到規范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熱興起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吸引了歷史學、考古學、藝術學、文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計算機科學等方面學者的廣泛參與和研究,“都爭先恐后地搭上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列車”[21]。人類學家莊孔韶說:人類學家“可以協助政府進行保護性行動的甄別”[22]。

    各個學科的學者積極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研究,是值得提倡的,多學科的介入,不僅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獲得了學理上的支持依據,而且促進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科學化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規定:“國家鼓勵開展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的科學技術研究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方法研究。”

    作為利益相關者,學者仍然需要在兩個利益間作出選擇——是更加看重自己的學術利益,還是看重學術的社會利益。如果僅看重學術利益,可能會出現兩個偏差:一是不尊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存在現狀,為了盡可能地挖掘“學術價值”,在調查和研究過程中造成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傷害和破壞;二是不尊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客觀價值,在項目評審中服從行政權力的安排,造成真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不能得到完整和科學地體現。

    這在實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評審中時有表現,一個項目,領導(行政權力)已定了評價基調,專家只要按照領導的意思去做就行了,結果是大家都“OK”,項目獲得通過,領導有了政績,專家拿到了評審費,至于項目是否真正有價值已經沒有人關注了。因此,應該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科學研究中的行為和利益進行規范。

    第一,必須尊重當地文化,這是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和研究工作的前提。在實際的調查和研究工作中,不尊重當地人、不尊重當地文化的情況時有發生,出現這種問題的根源在于在研究者的頭腦中存在一些文化偏見,以“外來優勢文化持有者”自居來考察“當地文化”,而對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指手劃腳。

    更為重要的是,學者們不能以某地或某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言者”自居,越俎代庖,反客為主,這種代言者身份“有可能違背被代言者的真實訴求”。而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違背公眾的意志,妨礙公眾的自由生活”[23]13。使當地人的遺產主人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得不到激活和釋放。

    第二,必須真實反映當地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樣式和內容,具有明顯的地方文化的特征,是一個有空間和時間限制的文化,因此,其研究成果必須以真實性為前提,不能為了所謂的“學術價值”的需要,“提升”“修訂”其真實性樣式和內容,更不允許“編造”“建構”一些“新”的樣式和內容。這樣的“成果”也許對于一個學者的職稱評定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會有多少價值,會落入“隨風飄逝的必須命運”[23]14。

    第三,必須要有良好的職業素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者不僅要在自己熟悉的相關領域擁有較高的學科專業知識造詣,而且還要具有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知識,具有科學的文化遺產保護觀念,熟悉文化遺產的相關法律法規,了解國內外遺產保護的現狀和發展動向,準確把握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內容和程序以及法律規定,這樣才能提高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質量和水平。

    第四,必須要有高度的責任意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者必須具備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和良知,要具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北宋張載)的情懷,不能僅僅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當作自己的研究興趣,得到一些自認的研究成果,獲得學界的肯定和認同,而是要站在國家民族的高度,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科學決策、科學方法提供學術指導。

    唯有這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者才能體現自己的學術價值、研究價值。絕不能做“蛀蟲專家”“對當地的文化遺產,只講開發,不講保護”“只一味地為開發商怎樣賺錢鼓唇搖舌”[24]。

    六、結語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是一項需要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的工作,不同的參與者在其中可能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和約束。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事業來講,明確和規范各個利益相關者的角色,建立起非物質文化遺產各方參與和協調有效的管理機制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應該以傳承優秀文化傳統、確保國家文化安全、提高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覺的宏偉目標為前提,做到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短期利益服從長遠利益,才能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工作取得實效,使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在中華各地、各民族中代代相傳。才能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重要部分。

    文/譚宏

    注:圖文來自網絡,非遺中華整理,公眾號“非遺中華(id:feiyizh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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